【前沿】吕新雨：没有社会建设，经济扶贫独木难支——塘约、蒲韩和郝堂的启示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人民食物主权论坛”，原文刊载于《经济导刊》2017年6月，原标题“农村集体经济的道路与制度——从新时期以来集体经济的三个案例谈起”，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吕新雨教授。

2017年2月，我参与组织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的“稳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研讨会。会议邀请了关心三农问题的学者、农村基层干部，包括一些新时期走集体化道路的实践者，共同探讨今天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道路及其问题。会后，我们去了郝堂村参观，了解那里进行的村社内置金融实验的情况。塘约村、蒲韩社区和郝堂村三个案例，各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很大意义上，它们之间的异同体现了新时期以来农村自下而上走集体化道路的条件和路径，值得放在一起总结和辨析。

事实表明，今天，重走集体经济的呼声首先来自于基层。2016年11月7日，浙江省18位乡村干部联名致全国农村干部群众的倡议书：“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创新土地经营制度”在网上公布，反响热烈；22日，包括笔者在内的学者联署倡议：“改革，应重构集体经济的‘统一经营权’”，也得到了很多响应。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稳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部分参会代表自发筹划了“尽早谋划第三轮土地承包政策，加大巩固土地集体所有权支持力度”的提案，在与政协汪晖委员讨论后，提交两会。

“塘约道路”需要新的制度保证

蒲韩社区的经验：社会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在比较的视野中，山西“蒲韩社区”作为综合性农协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值得重视。这是一个始于1998年、自发形成的草根农民社会组织的伟大实践，在曲折中探索成长近二十年，依然生机勃勃，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返乡加入。它在发展中逐渐超越单一的村社边界而辐射与延伸，实现了农民跨村与跨社区的联合，今天已经是一个覆盖永济市蒲州镇和韩阳镇两大镇级行政区43个自然村，集合作金融、统购统销、城乡互动、儿童和社区教育、社区养老、手工艺传承为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社区”。3865户社员加入其中，覆盖总人口的58%以上。理事长兼总干事郑冰原是小学教师，家里开农资站，从聘请专家免费给农民传授化肥农药的科技知识，到组织妇女们跳广场舞、整治村容村貌开始，逐步带领农民走出一条从“农民协会”到“蒲韩乡村社区”的在地化综合农协发展模式。但是，蒲韩社区的经验虽然有不少报道和研究，却一直没得到主流媒体从政治层面上的关注。这与塘约的案例形成鲜明对比。

这是因为“塘约道路”代表的是激活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性，相应的政治敏感度和关注度更高。而蒲韩社区的发展模式其实刚好相反，它没有依靠政府的政治、经济资源，完全因地制宜，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需求，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实践中解决问题。通过边探索边总结，逐步建立起自救、自助和自足的社会经济合一的社区体系。社区把妇女、儿童、青壮年用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社教合一，实现了生产、教育和社会伦理建设的有机结合，恰恰在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时代人民公社互助、互利的集体经济制度设想遥相呼应。

蒲韩社区从解决自己的问题出发，发现了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这力量能够改天换地。发现要把土地集中起来统筹经营的现实需求，当时分管农业的市长曾忧心地问郑冰：你们怎么敢把土地合在一起，土地是高压线啊！郑冰则回答说：这是大家自愿的呀。合在一起的土地，并没有走单一作物大规模经营模式——这样的市场风险极大，而是恰恰相反，依靠多种经营，四季不同的农产品有机组合，以内部消化为主，成功抵御了外部的市场风险。此其一。

其二是，通过统购统销，保持和建立内部的市场化服务体系，获得自我造血、自我服务的能力，每年的纯利润可达上百万，社会建设的公益资金也由此得到源头活水。不同于一般的对市场的外向型依赖，没有市场只能失败，蒲韩社区通过将社员有效地组织起来，对外做团购，对内进行自产自销（多出部分有选择地外销），以服务社员的方式将市场内部化，同时也获得了对外强大的议价能力，成功破解了原子化小农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团购价与外部市场价的差价作为利润的来源，一部分让利给农户，一部分支持社区服务、科技推广、有机种植和金融合作等。

统购统销得以实现的关键是入户服务的“辅导员”制度。社区列出社员服务的项目清单，设立了十八个辅导员，每人服务一、二百户社员，建立每一个社员的服务档案，首先解决老人赡养和儿童教育等社会问题，在帮助社员排忧解难的同时，也完成“市场调查”。当年和郑冰一起组织广场舞的妇女们成为合作社的骨干，一支意气风发的妇女干部成为蒲韩社区的靓丽风景，妇女们焕发出崭新的精神风貌，顶的已经不止半边天。辅导员们以女性志愿者为主，其在地化方式，不需要高昂的办公费用，场地和人力成本都能够最大程度地在社区内部解决。她们了解家长里短，到田间、地头和农家，与农民面对面交流，了解其疾苦，登记其需求，然后把服务和商品送上门、送到家。

我起初很担心今天的电商下乡，会对社区的内部市场生态形成扰乱。但是郑冰并无担心，在听她解释辅导员制度之后，我理解了一个道理：在地化与社区内部化的组织资源是成本最小化的方式，田间、地头、入户的“市场调查”，足以战胜任何单纯的市场行为。蒲韩的经验表明，社区团结的“群众路线”即便在经济层面上，也具有优越于单一市场行为的制度优势。而其在地化、内部化的关键正是充分发挥了以村社为依托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这一中国版本的“团结经济”的制度基础，郑冰们不仅以此构建了抵挡外部市场经济冲击的防波堤，而且创新出充满活力的乡村社会有机体。它的经验不仅证明农民有自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诉求，而且再次证明，是可行的，是充满希望的！

蒲韩社区坚持“生活第一，经济第二”，是从挫折中痛定思痛的教训：没有社会建设的经济行为一定会失败。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其合作金融的成败故事。2006年，他们曾经与北京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创立的小额贷款NGO组织进行业务合作，依靠郑冰和妇女干部们服务社区的理念以及周到细致的工作，没有一例坏账发生。2009年，对方注册成为富平小额贷款公司，把私人资金规模扩大到三千万，并要求将贷款利息从年息18%提高到21%，与郑冰们在理念上产生了激烈冲突。对方坚持市场利率水平原则，把义务信贷员改为公司雇员，提高工资，签发劳务合同，用奖金刺激业务，把合作关系变成了事实上的市场雇佣关系。坏账迅速出现，公司就用罚款进行惩处，信贷员的心态也从服务农户，变成为自己获得市场报酬而工作，内部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农民们开始认为公司是来赚钱的，而不是服务的，公司、农协与社员之间的信任危机无可避免地发生了。经过痛苦的反思，2009年在合同期满之后，农协毅然解除与富平小贷公司的合作，回到了低息、免息服务社区的宗旨，并实施把利润收入大部分返还社员，一部分留作公益金，最小部分作为业务奖励的方案，坏账也从此消灭了。

蒲韩社区是以社会建设促经济发展的重要案例：只有在维护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有真正经济的发展，才能克服和战胜资本主义市场对社会、社区的破坏。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对资本主义市场与社会“脱嵌”的批判，正是蒲韩社区把经济重新“嵌入”社会而获得成功的证明。今天的蒲韩，社区民主风气浓郁，凡事大家商议，鼓励读书、学习，安排专项资金组织成员外出培训，促使不断团队成长。社区大小会议、讲座形式不拘，各种分享、讨论、情景剧天天有，生动活泼，一派欣欣向荣。

蒲韩社区成功的条件和原因有很多，与这里讨论与关心的主题有两点相关：一是地方政府对其实践的许可，以及在很大意义上的政治保护，给予了蒲韩社区自足成长的社会空间。第二，正因此，蒲韩社区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回避和克服了今天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普遍面临的困境，以及各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干扰。地方政府为了支持蒲韩社区的发展，曾经提出要以专项资金支持，但是郑冰拒绝了，因为她发现外来专项资金的建设目标会干扰农协社区良性发展的组织生态，造成内部运作的失调和失焦。她深切地明白，向政府等、靠、要，都无法真正解决乡村问题。农协只有以自身造血为发展目标，才能真正立足于自身社会的发展。

蒲韩的经验再一次深刻表明：乡村社会主体的建设是一切经济发展之本。在这个意义上，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是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也应该成为国家从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上进行顶层设计的首要考量。

郝堂村的内置金融合作社实验：涨价归农

结语

上述三个案例，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自下而上的积极力量。其成功经验的共通之处证明，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必须相互依存、协同发展，这是构建乡村主体性的基础，也是充分发挥今天中国土地集体所有制优越性的结果。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指出今天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要素配置不合理、资源环境压力大、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乏力等问题仍很突出，增加产量与提升品质、成本攀升与价格低迷、库存高企与销售不畅、小生产与大市场、国内外价格倒挂等矛盾亟待破解。”上述三个案例，其实已经从不同的层面提供了破解之道，也体现出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要获得普遍性的意义，首先需要从农村供给侧的制度供给与组织资源供给入手。如果党的基层组织能够充分发挥力量，吸收综合农协与内置金融的经验与方法，克服其局限，发扬其优势，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和土地制度，中国的乡村发展必将出现新的局面。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意涵。